宝剑-一柄宝剑在福建博物馆被发现,报告令中央领导落泪
听到喊声,博物馆馆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急忙跑到近前,大家小心翼翼地犹如心肝宝贝一样,将那柄宝剑带出了仓库。很快,一名负责文物鉴定的技术人员,开始对那柄外表锈迹斑斑的宝剑进行登记——长81.7厘米、宽3.2厘米,剑柄上刻有“青钢宝剑”四个字,剑身上则有“二龙戏珠”精美纹饰。
很快,博物馆方面就弄清楚了这柄宝剑的来源,是福建宁德一个名叫“蔡作柯”的人,于1956年全省征集历史文物之时,无偿上交给当地政府的。不久之后,这柄宝剑就被送到福建省博物馆收藏。当时征集到的历史文物实在是太多了,有很多未能及时清理,全被堆放在仓库之中,其中就包括蔡作柯上交的这柄宝剑。
那时候,根据蔡作柯口述:其祖先蔡步钟在清朝曾当过四川雅州府知府(治所在今四川雅安市)。这柄宝剑原本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,石达开率领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之后,其佩剑便为蔡步钟所得。不久之后,蔡步钟因功转任云南按察使,其致仕回乡之后就把这柄宝剑也带了回来。
后来,这柄宝剑在蔡家人手里传了一代又一代,直到1956年蔡作柯无偿上交给政府。蔡作柯曾笑着说:“石达开的佩剑非常锋利,剑柄前面有‘青钢宝剑’四个字,剑身上有‘二龙戏珠’花纹,他年轻时曾把玩过,由于没有文物概念,所以他还用这柄宝剑劈过木柴……”
在弄清楚宝剑的来源之后,福建博物馆馆长兴奋不已,他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了年过七旬的开国少将马文波。原来,福建博物馆之所以寻找那柄宝剑,是因为开国少将马文波前不久来到博物馆,并当面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请求。很快,马文波就将找到宝剑的消息,告诉给了老战友宋侃夫、王子纲、肖全夫等人。
当时,这些老同志们都高兴得不得了,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不久之后,由宋侃夫、王子纲、肖全夫等老同志联名,开国少将马文波亲自执笔,写了一份关于宝剑以及蔡威烈士身世的调查报告。很快,这份调查报告就被放在了李先念和徐向前两位中央领导的案头。
在看过调查报告之后,李先念和徐向前两位中央领导眼眶湿润了,泪水不断从眼帘坠落。这一刻,两位中央领导想起了那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,想起了那位具有特殊贡献的,名叫“蔡威”的红军烈士。当年的一幕幕往事,犹如放电影一样在两位中央领导的脑海中浮现,令他们感慨万千、潸然泪下。
当时,李先念主席批示道:“蔡威和宋侃夫、王子纲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,作出过重要贡献。”而徐向前元帅则批示道:“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,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。他的遗属理应享受烈属待遇,请中办告福建阅办。”
这是怎么回事呢?蔡威烈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他曾经做出过什么样的特殊贡献呢?蔡威烈士和福建博物馆找到的那柄宝剑,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?今天,我们就来说一说,无名英雄蔡威的传奇故事,以及老战友们探寻蔡威烈士身世的离奇经过。
蔡威,原名蔡泽鏛,1907年3月出生在福建宁德蕉城的一个开明士绅家庭。蔡家在福建宁德地区算得上大门大户,非常重视对后辈们的教育,因此蔡威从小就被送到私塾读书。后来,学习成绩优异的蔡威,还先后考取了福州格致中学、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。
在父母以及长辈们看来,如果照此下去,蔡威将来肯定能谋一个好差事,进而光宗耀祖、光耀门楣。不过,蔡威却不这么想,他从不拘泥于旧俗,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特别是在福州、上海等地读书期间,受新文化、新思想熏陶的蔡威,接触到了先进革命思想的教育,这最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1926年,19岁的蔡威在上海求学期间,光荣加入了党组织。同年年底,蔡威受党组织的委派,回到家乡福建宁德地区秘密开展党的活动。然而,让蔡威没有想到的是,他回到家乡之后不久,此前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很快骤然急转,陷入到了黑暗之中。原来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,因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的叛变而失败了!
很快,蔡威也因为叛徒告密,在福州被敌人逮捕。在被关押期间,蔡威始终坚定革命信仰,毫不屈服于敌人威逼利诱,并坚称自己只是来福州求职的大学生。四个多月之后,在组织的秘密帮助下,没有暴露身份的蔡威,最终被家人保释出狱。此时,父母劝说蔡威好好找个工作,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然而,蔡威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上海寻找组织的道路。
此时,蔡威的新婚妻子已经有了身孕,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,取名叫“蔡植生”。当然,这一切都是蔡威从家人发来的书信中得知的,他根本没有回家看望过妻子和孩子。因为,蔡威知道革命工作充满危险,为了不连累家人们,蔡威开始用起了化名,也就是“蔡威”这个名字,并且他切断了与家人们的一切联系。
1931年上半年,蔡威在上海参加了由中央特科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,学习收发电报技术和机务维修技术。聪明好学的蔡威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很快掌握了无线电技术,成了一名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。到了1931年10月,受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的委派,蔡威和王子纲、宋侃夫、徐以新,一起到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。
那时候,活动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刚刚成立,敌人就先后多次调集重兵实施“围剿”。由于鄂豫皖根据地远离中央,情报联络手段非常落后,通常仅靠步兵或骑兵传递消息和情况,速度慢不说,而且还很不安全。因此,为彻底改变情报和通讯工作落后的被动局面,组织这才决定派蔡威、王子纲、宋侃夫等人来到鄂豫皖根据地。
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,蔡威和王子纲到达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——新集。之后,另一路无线电技术人员宋侃夫、徐以新也到达了新集。就这样,蔡威等人紧锣密鼓开始了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创建工作。后来,由于徐以新因其他工作安排调离了,所以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主要由蔡威、宋侃夫、王子纲三人负责,他们三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“情报三杰”。
创建电台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,首先要有器材设备,这该如何是好呢?俗话说,无巧不成书。蔡威等人刚到鄂豫皖根据地,就听说战士们在战斗中缴获了一堆被敌人砸烂的无线电器材零件。蔡威等人如获至宝,他们拔腿就往堆放机器和零件的地方跑,生怕战士们把机器和零件当“破烂”扔掉了。
站在这一堆被战士们称为“破烂”的机器和零件面前,蔡威开玩笑地对大家说道:“真没想到咱们根据地还有这么多‘宝贝’,这太好了!”蔡威的这番话,让负责看管这堆“破烂”的战士们面面相觑,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堆“破烂”,对于蔡威等人而言,意味着什么。
很快、蔡威、王子纲和宋侃夫就把有用的零件选出来,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擦拭、清理。就这样,经过一个多月的收集和组装,蔡威等人硬是将一堆“破烂”,拼装成了一部电台。亲眼看着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,亲耳听着电台发出来的“滴答、滴答”的信号声,蔡威等人手舞足蹈,开心得不得了。
有了第一部电台,蔡威等人的工作更忙了,他们不仅要接收中央发来的电文,翻译传达中央的指示,向中央发出红四方面军的战报和行动计划,而且还要抄收有关敌人的新闻,以便及时掌握了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敌人的动向等等,为红四方面军制定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对于蔡威等人的工作成效和贡献,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,看在眼里、乐在心里,他曾先后多次高度称赞蔡威等人,是红四方面军的千里眼、顺风耳。后来,通过战场缴获,红四方面军又拥有了第二部电台。这样一来,宋侃夫、王子纲负责一部电台,蔡威单独负责另外一部电台。
不久之后,马文波被派到了红四方面军,他既会报务也懂机务,而且技术娴熟。马文波来到红四方面军之后,就成为蔡威的得力助手,他们在工作上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经验,关系非常融洽。慢慢地,蔡威就和马文波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1932年10月,靠着蔡威等人的两部电台,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。
在此期间,成功破译敌人密报,成为了蔡威等人的头等大事。因为,当时蔡威等人靠着两部电台已经能够收到敌人的电报信号了,可是狡猾的敌人使用的是密报,蔡威等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怎么办?蔡威和同志们整日沉浸在无线电的王国里苦思冥想,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。
那时候,徐向前知道蔡威等人干的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活,不能过多地打扰,所以他就命令战士们每到开饭的时候,直接把饭菜送到蔡威等人的办公地点。有一次,战士把饭菜送来了,看着戴着耳机,低头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的蔡威,说道:“蔡台长(战士们对蔡威的尊称),饭菜送来了,你趁热吃吧!”
蔡威头也不抬地“嗯”来一声,战士知道“蔡台长”在忙,所以就把饭菜放在桌子上,转身关门离开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,战士们想着蔡威应该吃完饭了,所以前来收拾碗筷。然而,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摆放在蔡威桌子上的饭菜根本没有动,而且已经凉透了。而蔡威还是戴着耳机,低着头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。
为了破译敌人的密报,蔡威最开始是从敌人密报中的时间、地点、部队番号等简单信息入手的。在此过程中,蔡威要不断联系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,上下左右,前前后后反复对照比较,一个字一个字地猜测、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,慢慢判断敌人密报中的暗语的意思。然后,蔡威再根据敌人密报中字码与字的关系,经过深入侦听、追踪、对照、判断,来搞清楚敌人密报的真实内容。
俗话说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一字一句破译,蔡威逐步摸清了敌人电台使用密码的规律,从而完整地破译了敌人密报,并制作了第一部敌人无线电密码破译本。
就这样,在蔡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,红四方面军能够提前掌握长征途中敌人的部署和动向。那时候,只要敌人电台发出密报,蔡威等人就可以直接拿起话筒,向徐向前等首长念出密报的内容。
1933年2月,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六万兵力,分左、中、右三路向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。当时,蔡威提前截获并成功破译了敌人密电,搞清楚了敌人作战部署。徐向前在掌握这一情况之后,他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,迅速作出了“收紧阵地、待机反攻”的正确决策。最终,经过一番激战,红四方面军成功打退了敌人的围攻。
在长征过程中,蔡威破译敌人密报,进而帮助红四方面军打败敌人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到了1933年10月,四川军阀大佬刘湘以二十余万的兵力,对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,发动了所谓的“六路围攻”。这一次,还是蔡威大显神威,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军事情报,帮助红四方面军化解了风险,度过了危机。
在无线电领域与敌人展开斗争,虽然没有硝烟和枪炮声,没有杀敌多少、缴获多少的战功簿,但是却作用重大、意义非凡。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屡获成功、连战连捷,狡猾的敌人在无线电方面也高度警惕了起来,他们时常更换无线电密码,以防被红军破译。这样一来,蔡威等人更忙碌了,而且困难重重。
不过,蔡威和同志们总是能够以惊人的勇气、耐心和智慧,克服了所有的困难,将破译的敌人密报准确无误地汇报给徐向前等首长们。那时候,不明就里的指战员们在前方打了胜仗,心中都惊奇不已:“哪里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?”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就会开玩笑地回答:“我房间里供着一尊‘菩萨’,敌人有什么阴谋诡计,‘菩萨’都会告诉我。”
“菩萨”是谁?由于涉及军事机密,陈昌浩并没有直言相告。后来,经过10个多月的英勇奋战,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了脚跟。此时,蔡威出现在了表彰大会上,陈昌浩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给蔡威颁发了嘉奖令,并奖励给蔡威300块大洋。这时候,大家这才知道,那位神秘的“菩萨”,原来就是大家敬佩和爱戴的“蔡台长”。
不过,面对大家的夸赞和表扬,谦虚的蔡威却总是说道:“我们电台能够取得成绩,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功劳是大家的,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后来,随着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发展壮大,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扩大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,当时担任二局局长的人,就是劳苦功高的蔡威。
1936年春,红四方面军来到位于四川丹巴县的金川江畔。这一天晚上,在忙完工作之后,蔡威和马文波决定到江边走一走,缓解一下身上的压力。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,吹着清爽醉人的微风,蔡威感慨地对马文波说道:“咱们再往南就是大渡河了。”
“大渡河”,听到这三个字,马文波瞬间想起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,他应声说道:“说起大渡河,我就想起了兵败江边的石达开。”
此时,蔡威的思绪迅速跳转,对马文波说起了自己家的一件事:“石达开随身佩戴的那把宝剑,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家呢!”
“是吗?石达开的佩剑怎么会在你们家?”马文波惊奇地问道。
蔡威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清朝的时候,我们蔡家的祖先曾在四川当官,和石达开在大渡河上打过仗。那柄宝剑非常锋利,我小时候还见过,上面刻有‘青钢宝剑’四个字……”
这一天晚上,蔡威和马文波聊了很久,也聊了很多,并且还向马文波说起了自己的妻子,以及未曾谋面的儿子。关于石达开佩剑的事情,马文波觉得既新鲜又神奇,对此印象非常深刻。
也就是这一次聊天,为马文波后来苦苦探寻蔡威的身世,找到蔡威的后人埋下了伏笔。当然,这是后话了。
1936年7月,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,连续行军,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,蔡威病倒了。不过,凭借着顽强的毅力,和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信念,蔡威始终咬牙坚持,和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。那时候,条件非常艰苦,大家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,更何况医疗物资了。
由于没有药物治疗,蔡威的病情越来越重,这让马文波非常着急,可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。看着日渐憔悴、有气无力的蔡威,马文波心疼极了,他尽一切可能照顾蔡威,祈祷蔡威的病能够慢慢好起来。然而,让人痛心的是,1936年9月,当部队来到位于甘肃岷县的朱尔坪之时,蔡威的病情突然进一步加重,最终停止了呼吸,他的生命定格在29岁。
对于蔡威的特殊贡献,朱总司令曾这么对蔡威的老战友宋侃夫说:“我们离开中央苏区,进入湘、滇、黔、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,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,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,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,经常在深夜,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,整理电告我们。”毛主席也曾对宋侃夫讲:“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,有功劳呀!在我们困难的时候,在四渡赤水前后,是你们提供了情报,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。”
由于地下工作和无线电技侦工作的特殊性,新中国成立之后,蔡威烈士的事迹长期以来一直鲜为人知,他的烈士身份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,甚至就连他的家人也无从知道他的下落。当年的老战友宋侃夫、马文波等人,曾试图寻找蔡威烈士的后人,但是由于有关线索极少,最终也没有成功。
马文波少将
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,转眼就到了1982年春节。此时,即将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离休的徐深吉(1955年,被授予中将军衔),邀请老战友宋侃夫、王子纲等人聚会。酒席间,徐深吉回想起了蔡威烈士,因为当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,徐深吉曾担任红四方面军第73师副团长,蔡威携带电台经常和第73师一起行动。
这时候,宋侃夫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一职,而王子纲则刚从国家邮电部部长的岗位上离休。在交谈过程中,“蔡威”这个名字,又一次勾起了宋侃夫、王子纲的回忆。此后,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,就算难如登天,也要搞清楚蔡威烈士的身世,找到蔡威烈士的遗属。
不久之后,宋侃夫、王子纲又联系了已离休的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马文波(1955年,被授予少将军衔)、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(1955年,被授予少将军衔)等几位蔡威的老战友,他们几位老同志替已离世快50年的蔡威烈士,踏上了令人感动的寻亲之路。
可是,大家只知道蔡威烈士是福建宁德人,其他的信息一无所知。怎么办?大家经过商量,先由开国中将徐深吉写了一篇纪念蔡威烈士的文章,发表在《福建日报》上。接着,开国少将肖全夫也写了一篇纪念蔡威烈士的文章,发表在了《战胜报》和《人民邮电报》上。几位老同志希望能通过这种办法,能够找到关于蔡威烈士的线索。
很快,探寻蔡威烈士身世的事情有了回音,这让几位老同志非常高兴。原来,福建宁德一位姓张的老人,在看过纪念蔡威烈士的文章之后,提出蔡威烈士的一些情况和他的弟弟非常像。为了确保事情的真实性,几位老同志立即联系有关部门,对姓张的老人以及他的弟弟进行了详细调查。
由于时过境迁,资料缺失,调查来调查去,有关部门也调查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而且对于你姓张的老人所说的,几位老同志感觉有的情况与蔡威烈士对得上,有的则对不上。这可怎么办?就在这个时候,开国少将马文波想起了一件事——当年蔡威烈士在金沙江畔对他说的那些话:“石达开随身佩戴的那柄宝剑,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家呢!”
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,如果姓张的老人家中有这柄宝剑,那不是完全对上了嘛。然而,让几位老同志失望的是,当他们向姓张的老人问起那柄宝剑的事情之时,姓张的老人却肯定地回答说:“没有!”几位老同志觉得事情重大,不可草率,所以一定要慎重地查证。
时间又过了两年,1984年,宋侃夫来到福建视察工作,工作之余他仍不忘探寻蔡威烈士的身世。这一次,经过福建宁德党史办的同志协助,宋侃夫和宁德蔡家的人接上了头。其实,蔡家人也一直在寻找“失踪”的蔡泽鏛,他们根本不知道蔡泽鏛的化名——蔡威。
当年,蔡威(蔡泽鏛)的妻子在临终之时,还再三嘱咐儿子蔡植生(又名蔡作祥),一定要找到父亲的下落。秉承母亲的遗愿,蔡植生先后到福州、上海打听父亲的下落,可是总是石沉大海、杳无音信。1976年,蔡植生因病去世,年仅49岁。在去世之前,蔡植生又将寻找父亲蔡泽鏛的事,交给了两个儿子蔡述道、蔡述波。
对于蔡述道、蔡述波而言,爷爷蔡泽鏛是非常陌生的,就连父亲蔡植生都没有见过爷爷的面,更何况他们呢!话说回来,自从通过福建宁德党史办的同志,与几位老同志取得联系之后,蔡述道、蔡述波也不敢确定,蔡威烈士就是他们的爷爷蔡泽鏛。这一次,探寻蔡威烈士身世的工作,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。怎么办?
此时,开国少将马文波提到的“那柄宝剑”,成为了证实蔡泽鏛就是蔡威烈士的关键。对于那柄宝剑,蔡述道、蔡述波最初是不知道的,他们后来通过家族里的长辈才了解到,蔡家很早之前确实有一柄宝剑,可是已经于1956年全省历史文物征集之时上交给了政府。至于这柄宝剑如今在何处?蔡家长辈们都说不出来。
在这样的情况,1985年,开国少将马文波受几位老战友们的委托,开始了苦寻“那柄宝剑”之旅。那时候,马文波查访了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,结果没有任何消息。后来,马文波决定亲自到福建走一趟,去福建的大小博物馆看一看,只要找到了那柄宝剑,就可以证实蔡泽鏛就是蔡威烈士了。
然而,跑遍了福建的大小博物馆,马文波都没有找到那柄宝剑。正在马文波失望之际,陪同在他身边的福建省博物馆的馆长说道:“有很多尚未清理的文物,都存放在仓库之中,近期我们就开始进行大清理,说不定就能找到那柄宝剑。”听到这句话,马文波连连点头,说道:“好,好,现在也只能这样了!”
由于清理需要时间,马文波只好先行回到北京,向宋侃夫等几位老战友说明情况。不过,在离开福建之前,马文波特意嘱咐福建省博物馆馆长:“一旦有了消息,请你立即告诉我!”1985年7月初,福建省博物馆馆长带领工作人员,开始对存放在仓库中的文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清理。
这样一来,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——一柄长81.7厘米、宽3.2厘米,剑柄上刻有“青钢宝剑”四个字,剑身上则有“二龙戏珠”精美纹饰的宝剑被找到了。这正是蔡家人于1956年历史文物征集之时,上交给当地政府的那柄宝剑。至此,一切都水落石出了,蔡泽鏛就是蔡威烈士!
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宋侃夫、马文波等老同志欣喜若狂。很快,由宋侃夫、王子纲、肖全夫等老同志联合署名,由马文波亲自执笔所写的关于蔡威烈士身世的调查报告,被送到了李先念主席和徐向前元帅的办公室案头。两位中央领导看过调查报告之后,回想起当年蔡威烈士在红四方面军的一幕幕往事,泪水瞬间夺眶而出。
紧接着,两位中央领导在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,进一步证明了蔡威烈士的特殊的革命功勋。1986年7月,徐向前元帅还亲笔为蔡威烈士题词——无名英雄蔡威。到了1998年5月,蔡威烈士的长孙蔡述道,在有关部门的陪同下,来到了位于甘肃岷县的朱尔坪,将蔡威烈士的遗骨护送回了家乡福建宁德。
让我们向蔡威烈士致敬!向无数革命先烈们致敬!没有革命先烈们抛头颅、洒热血,就没有我们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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